读书笔记：柏克论帝国

文 | 万吉庆

本文是《美洲三书》读书笔记的第二部分，第一部分见：读书笔记：重读《美洲三书》

英国历史学家麦克法兰认为，史上的帝国大多是军事帝国或意识形态帝国，而大英帝国则是经济帝国，其原始目的乃是为了赚钱。（《现代世界的诞生》，p.28）为了降低统治的成本，它采用了一种统治策略，即间接统治或代理统治，也就是将权力下移，充分利用殖民地当地统治者的精力和技巧。（同上，p.30）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解释，为什么疆域一度占全球面积近四分之一的大英帝国，其常备武装人员却不及某些巴尔干国家来得多。

不过，这种统治策略不是凭空出现的。在此之前，大英帝国在美洲殖民地栽过跟头。前文讲到，大不列颠议会摒弃惯例，直接诉诸宗主国的主权向殖民地课税，从而引发美洲危机。

身为议员的柏克在痛斥这种做法的同时，提出了一套有别于此的帝国政策，“我自知介入了一桩崇高的委托；……不得已，我才以常人所不能的辛苦，去了解我们与殖民地相关的每件事。我这样做，也是迫于就帝国的整体政策形成某些固定的观念之必须。”（《美洲三书》，p.69）

一、帝国与殖民地的关系

在柏克所处的时代，大英帝国已经囊括英伦三岛、北美地区（今天的美国、加拿大）、印度等地。用柏克的话说，这是一个“庞大的、分散的、千差万别的帝国。”（《美洲三书》，p.197）

在他看来，“帝国，有别于单个的邦国、或王国；一个帝国，是众多的邦国在一共同首脑之下的集合体，不论这首脑是一位君主，还是居首席地位的共和国。在这样的政体中，次一级的政区，每有大量的地方特权与豁免权。”（同上，p.106）换言之，帝国主权和地方的特权并非是对立的。

就大英帝国而言，大不列颠议会身兼两重身份：它既是“本岛的地方立法机构，直接为国内的事务制定政策”，又是帝国的实质性首脑，享有帝国的主权，“在这一身份下，监督着所有次一级的立法机构，指导它们，控制它们，却不吞灭它们。”（同上，p.63）

美洲危机的出现，恰恰是因为大不列颠议会混淆了自己的双重身份，在伸张帝国主权的同时，无视甚至摧毁美洲殖民者习以为常的地方特权与自由。简单说，大不列颠议会摒弃间接统治，转而寻求直接统治，这种“郡县化”的做法是美洲危机的直接根源。对此，柏克批评道，“英国是脑袋，这没错；但她不能脑袋四肢全占了。”（同上，p.142）

柏克认为，帝国主权和殖民地的地方特权并行不悖，“大不列颠的帝国之权利，与殖民地人在此权利下应享有的特权，是天下最相浃洽的两件事。”（同上，p.63）不过，它们的界限有时候比较模糊，难免会出现分歧、争端，审慎的政治家会将这类争端做技术化处理。

然而，最危险的事情，莫过于将这种争端上升为意识形态冲突。如柏克所言，在一个帝国内部，“各组成部分之间一旦发生这种不幸的争吵，最轻率的做法，莫过于帝国的首脑坚持认为：任何违逆它的意愿和行为而申明的特权，都是对它整个权威的否定。”（同上，p.107）这种粗暴的、不容妥协的做法无异于逼迫殖民地之人造反，除非后者不珍惜自己的自由。

二、恢复殖民地对宗主国的信赖

维持帝国的和平安宁，恢复殖民地对宗主国“不加猜疑的信赖”（同上，p.73、200）向来是柏克的目标。

为此，他恳请大不列颠议会在殖民地问题上，重回“因俗而治”、“间接统治”的正轨，以挽回殖民地之人的心。

用他的话说，“构成这一伟大帝国的，是形形色色的人民，他们性格有异，处境不同，以最大的冷静使我们的统治方式顺应他们，恰是我们的义务所在。设计一套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方法；以命令印度斯坦土人的方式，去命令弗吉尼亚人；或以相同的计划，去管理印度的法院和萨勒姆的大陪审团；这样的妄想，我是从没有过的。”（同上，pp.193-194）

他又说，“政府是一种讲求实用的事情，设立政府是为人民的幸福，不是为了崇饰观听、造成大一统的盛景，去满足想入非非的政客的蓝图。”（同上，p.194）

不过，这只是柏克帝国政策的一方面。事实上，“因俗而治”、“间接统治”作为历史上比较成熟的统治术，并非大英帝国的独家专利，古罗马帝国采用过，中国元明时期的土司制度亦属于间接统治的范畴。在柏克看来，真正彰显大英帝国独特性的尚不在此。

三、帝国与自由

柏克认为，英国宪法的精神、自由权才是大英帝国和殖民地的纽带、粘合剂，是帝国得以壮大的内在动力，“是英国宪法的精神，涵濡了这广大的人群，进而渗透、喂养、统一、鼓舞了帝国的每一部分、甚至其最小的成员，并使得它们生气勃勃。”（《美洲三书》，p.152）

为了凝聚大英帝国，挽回殖民地之人的心，英国必须向他们分享自由权。

柏克在议院大声疾呼，“我要让殖民地的人民，总把他们公民权利的观念与您的政府相联结；……而一旦他们认为，您的政府是一回事，他们的特权是一回事，二者可两不相干，各自存在，则粘剂就失效了，纽带便松开了；一切将迅速地腐烂，瓦解。”（同上，p.151）他又说，“拒绝他们分享这自由，您就是割断了惟一的纽带，当初带来帝国之统一的，是这纽带，日后必保持帝国之统一的，也是这纽带。”（同上）

只要大英帝国成为自由的“输出者”，只要殖民地之人将自身的自由权和大英帝国牢固地绑在一起，他们自然会对宗主国生出感激、依赖之心。

因此，柏克在下议院苦口婆心地劝道，“政治的公平，是帝国的基石，正是出于此，我们才尽量把英国宪法的精神与恩惠，扩展到帝国的每一属地”，（p.40）“只要您尚有智慧，能把本国的至高权威，一直持作自由权的庇护所，持作供奉我们共同信仰的圣殿，则英国之自由宗教所拣选的种族，所特选的子民，不论身处于何方，必把他们的脸转向您，他们越多繁衍，您就越多朋友；他们爱自由愈炽烈，服从您就愈忠顺。”（同上，p.151）

在我看来，以上文字是柏克帝国思想的核心。

近代政治学者浦薛凤认为，柏克对大英帝国政策的思考，蕴含着当今的“自治领”（Self-governing Dominion）原则。他评论道，“英国欲长久维持其分子国（注：殖民地）势须采用联治；万不能由伦敦之巴力门（注：Parliament音译）总揽一切大权强为远隔海洋之政治单位代订法律。柏克深信只要遵从向来经验，只要以自治赋予美洲殖民，则必无其他枝节，且与英国利益毫无妨碍。……柏克于举国上下虚荣已压倒谦和，情感已克服理智之际，犹能不辞讪笑，不惧威胁而独排众议，发挥卓见，是尤难能而可贵。”（《西洋近代政治思潮》，p.449）的确，在美洲危机期间，柏克发表这番和解言论时，承受了亲美派、英奸的骂名。这种不随大流，以国事为重的态度，确实是政治家而非政客的风范。

后来，大英帝国汲取教训，赋予加拿大、澳大利亚、新西兰等殖民地“自治领”的地位，以联邦化而非“郡县化”的方式维系了帝国的统一，这种政策转向明显受到柏克这类思想家的影响。

顺便多说一句，柏克的帝国思想对清末民初的中国思想界产生过影响。他说，“在政治中，宅心于高尚，绝少不是最真正的智慧；一个伟大的帝国，一群渺小的心灵，是很不般配的。”（A great empire and little minds go ill together,《美洲三书》，p.153）后来，严复在批评激进民族主义的弊害时援引过这句话，并将其译为，“小度量与大国土不可并行”。（《<严复集>补编》，p.125）